上个月30日,各国就和平解决巴以冲突及解决方案在两国执行情况举行高级别国际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只要看看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就已经很清楚了。一是“和平解决巴以冲突”,二是实施“两国方案”。当然,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提出这个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项主张和联合声明不仅支持法国、英国等近期呼吁“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中国和俄罗斯也是支持者。
确实,我国确实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制定一个好的巴以两国和解方案。
不过,会议上确实出现了一些分歧。例如,美国和以色列一直拒绝调解。他们不但不支持联合声明抵制这次会议,而且也没有直接派代表参加会议。但最明显的公众反对可能是伊朗。
会议结束不到一周,本月2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就以极端语言发表声明,不仅公开反对中国的立场。声明称“两国方案”是“魔鬼的阴谋”,并谴责这是“魔鬼的努力”。
这让人有点困惑。两国解决方案无疑是可能的,因为它可以得到主流国际舆论的一致认可。为什么到了伊朗之后他们的脾气就变了?
我们来谈谈什么是两国解决方案。两国解决方案有着悠久的历史。 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181号决议,规定英国对巴勒斯坦的监护权应由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分配,而耶路撒冷则交由国际托管。
这也是巴以分裂的雏形。当时美国和苏联达成了罕见的共识,都在会议上支持以色列建国。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相反,这块土地以前由您在英国管理。当苏联试图向中东输出革命时,多支犹太军队也可以削弱你的影响力。
美国和苏联很少意见一致,但阿拉伯国家普遍拒绝接受国家分裂。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但结果是以色列领土扩大,巴勒斯坦国得以存续。
在随后的一些中东战争中,阿拉伯世界的初衷是驱逐以色列对阿拉伯的影响力,但结果却非常尴尬。以色列不但没有被赶出去,而且领土还变得越来越大。将领土归还埃及等国后,埃及等国保持中立,公开选择支持伊朗和哈马斯,但实际上却疏远了巴勒斯坦难民。
这也导致埃及、沙特等国在会议上支持两国方案。
两国方案初期并不顺利,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两国方案”多次卷土重来。
1970年代的戴维营协议和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都试图使巴勒斯坦人在战争期间成为一个有限的政治实体。但每次,如果以伊朗或以色列为代表的阿拉伯世界先行动,实施两国解决方案都是徒劳的。
不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奥斯陆协议》。 20世纪90年代初,在冷战结束和国际格局一体化的背景下,以色列于1993年开始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接触,签署了《奥斯陆协议》。
也许以色列这次想出了一些重大的东西。以色列承认这一普遍机构是巴勒斯坦人的合法代表,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则追随承认以色列国家存在合法性的趋势。换句话说,你是犹太人,但你同意在这里建立一个国家。
然而,奥斯陆合同的基础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挥作用。而以色列则相对摇摆不定,有时想和平相处,有时又想采取行动。然而,由于哈马斯和法塔赫的不同立场以及他们在巴勒斯坦方面的严肃态度,两国解决方案仍然难以实施。
但除了两国始终没有达成协议之外,伊朗必须承担责任,但问题是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冲突。为什么要重新与伊朗接触?
是的。在宗教上,伊朗什叶派政权自视为“伊斯兰世界的守护者”,而耶路撒冷不仅是逊尼派世界第三圣城,也是伊斯兰教反西方故事的象征。事实上,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美国的弟弟。反对以色列就等于反对美国。
因此,就伊朗而言,支持“两国解决方案”就是承认以色列在“圣城”的存在并不宣扬反美主义,而是对宗教教义和革命叙事的背叛。
因此,我们很快就能理解为什么伊朗对两国解决方案持抵制态度,并且其言论非常咄咄逼人。
因此,这导致国际社会多次重申“两国方案”是实现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各方力量的博弈很难达成共识,路径越来越窄。
今年3月7日,伊斯兰合作办公室在沙特吉达召开紧急外事会议,主题聚焦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袭击和犯罪”。
伊朗外长阿拉吉奇上台,明确否认“两国解决方案”和“无法实现巴勒斯坦人的真正权利”。
5月后不久,阿拉格再次向梵蒂冈透露,“两国解决方案”是一个“未兑现的承诺”,其目的只是为了加强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他强调,可行的方法将是通过全民投票商定的“统一民主”计划。
事实上,这是一首与国际社会相悖的歌曲。我国多次与伊朗及其国际地位重叠,但其态度始终非常支持两国解决方案。
中方始终秉持务实和解态度,主张实施两国方案。
联合国常驻代表、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强调,有国际共识、有法律依据的“两国方案”是当时最现实可行的和平道路。
曾公开辩论这一问题的联合国公务员傅聪今年4月表示,两国解决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途径”。
中方一直主张恢复谈判、推动停火和人道主义救援,敦促各方按照1967年边界开始政治和解。
坦白说,伊朗是最先抛出“革命言论”的。这次,——他们认为“两国方案”只是“西方政治安排”,无法赢得巴勒斯坦人的真正权益。
这实际上是历史惯性。因为伊朗人普遍认为应该彻底消灭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
	